本文摘录自罗宗贶先生的《我的电信生涯》，全文11万字。

我于1950年7月从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电信组毕业，我和王济光同学开始分配到政务院，据说由于分配时要求的性别有误，延至9月改为分配到当时的财经委员会。接待我们的同志，在征求我们意见后，将我们分配到邮电部，由邮电部人事部门，安排我们到北京电信局工作。

建国初期的北京电信

报到后，北京电信局让我们先实习一年，分别到长途、市话、线路、无线各实习一个季度。第一站我们先到长途载波机室实习。当时的北京电信局位于北京和平门琉璃厂附近，前后有两栋楼。北边的二层楼，据说是慈禧太后时期装设供电交换机的地方；南边为三层楼，第一层装置市话及长途使用的电源设备。二楼一侧装置日本投降前遗留下来的日制A29型步进制市话交换机，一侧为长途载波室。三楼一侧为日伪时期装用的3C型长途共电人工交换机，一侧为长途台机线室及无线终端机室。

五十年代的人工接续长途交换台

我们实习的载波室内，仅有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10套京津无负荷电缆五路载波机，及2套CN型三路明线载波机，另有一套长途测量台和连接至东单电报局，开通长途实线幻象电报的测量台。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发生，维护载波室设备的部分老同志抽调到东北，安装苏联制OB3型三路载波机，连接北京及苏联至朝鲜的长途电路。载波室维护人员不够，我和王济光也就中止了实习，开始在载波室正式当班。

以后不久，由香山及中南海利用专用电缆，接到北京载波室，经过京石长途架空明线的实线电路，连接到西柏坡，作为香山及中南海到西柏坡的专线电路使用。经过北京载波室的测量台塞孔和配线架端子，都只能采用涂有红色油漆的明显标志，指定我与中南海邮电通信负责人彭润田同志联系，专人负责维护管理，来加强通信保密工作。不久后调来一部话音保密设备，让我进行测试后拿到专线两头终端使用。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话音保密设备用了一个近一米高的机架，装上近10 个机盘，仅完成了300—2700赫兹话音频段的倒置。与目前的语音通信，采用语音数字化加密的保密电话机，所取得的保密效果相较，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日伪时期在京津载波室之间，利用无负荷电缆，开通了10个系统的5路载波设备。在日本投降前，日伪准备将其扩展为6路载波电路，设备已经由日本运到京津二地。但不知何故，北京短少将5路载波设备扩展至6路的宽带低通滤波器。故到解放初期，10个系统的第6路载波电路，一直未能开通。1951年我与刚从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分配到北京载波室的闵鼎臣同志一起研究，想将京津无负荷电缆载波设备，北京端原5路载波设备的5路宽带低通滤波器，修改扩展至能开通6路载波电路的宽带低通滤波器。限于当时元器件缺乏的条件，我们只能将原5路宽带低通滤波器中的电容数值变动，原滤波器中的电感值，限于当时条件无法变动。勉强将原5路低通滤波器的带宽，扩展至能通过第6路载波电路。当然第6路载波电路的频率衰耗特性很不好。但还是能够勉强通话。在当时载波电路严重短缺，只有5--60条电路的情况下，能一下增多可勉强通话的10条载波电路，可以说还是解决一些问题。但质量这样差的电路，当时还要使用，是目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可见当时载波室，长途通信电路的匮乏，远不能适应通信需求，是何等的严重。

1951年初煤炭部搞统计的同志向北京电信局提出，希望能提供他们一套多方通话的设备，来提高他们每天夜间用长途电话与全国各地的煤炭基地联系，收集各基地每天生产情况的统计效率。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设备，我们只得通过筛选一批数值接近的炭膜电阻，搭建一个多方通话的桥路，提供煤炭部统计部门使用。虽然质量不高，煤炭部统计部门的同志们，只能勉强使用，但他们认为还是为他们提高了夜间统计的效率。

这些事例，都说明解放初期，我国的通信设施，不仅在数量上严重匮乏，而且这些设施，在技术上、质量上都还是一些极为严重落后的设备。

周总理的电话

1954年4月下旬，北京电信局李玉奎局长把我和当时北京中南海电话局的吴善绪局长叫去，让我们去北戴河找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筹建北戴河西山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暑期办公地点的同志联系，勘察建设北戴河西山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暑期办公地的通信站，以及建设北京中南海至北戴河中直机关通信站的长途载波专线电路。

周恩来参观北京电报大楼

大约是7月底，8月初，我在通信站值班室，偶然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周总理打来的，他说：“他的电话声音太小，没有办法与外部进行电话通话联系，让我们派人去解决一下“。周总理日理万机，他对外的电话通信联系，许多都关系到国计民生，我们这些做通信技术工作的人员，不能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电话通信正常的使用，使我感到无比愧疚。特别是周总理在打电话时，语调是那样平静，毫无责难之意，更使我感动万分。

马上找到负责人，一块儿研究分析，由于当时电话机的送话器，是由碳晶粒组成的，北戴河的天气，湿度很大，炭晶粒受潮后，就要凝结到一块，影响到送话音量很小，但我们当时又没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只好请维护电话机的同志，带去一部新话机，到周总理那里，将原有话机换下来，勉强先使用一段时间。

过了两个多星期左右，又是我在通信站值班室，接到周总理的电话，他说：”他的电话通信的声音，又已经是很小，双方都听不清楚讲话，希望我们派人去解决。“语气还是那样温和平静，没有一点责难的语调，真使我既感动又愧疚，因为当时我们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送话器炭晶粒受潮后，影响通话的问题。只能再请维护话机的同志，带去一部新话机，把旧的话机换下来。暂时把周总理对外通信音量太小的问题，临时解决一下。

这两次的教训，使我深感通信设施落后，带来影响的巨大。成为鞭策我在以后从事通信工作中，要求不断的为我国的通信设施，尽力进行完善改进而奋斗的动力。

通信站的用户线路及话机的维护同志，需要经常在西山的树丛中查线，因此他们的衣服经常被刮破，钮扣有时也容易脱落。一次我们的用户线路及话机的维护同志，不经意的穿了一件纽扣脱落，一处略有刮破的衣服，到周总理家中查线，遇到邓颖超同志，当时邓颖超同志就叫我们的维护同志，把衣服脱下来，亲自为他补上一颗钮扣，和缝上衣服刮破的地方。当这位维护同志回到通信站，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后，大家都非常感动，认为领导同志是多么关心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同时这位线路维护同志，以后再去领导同志的家中查线时，都注意换上比较整洁的衣服，以免再打扰领导同志。

朱总司令的教导

北戴河西山中直机关暑期办公地点里，我们通信站属于服务区，平时我们就在这个区内活动，因此很少见到中央领导同志。一次晚饭后，我和几位搞长途通信的女同志，在服务区的山路上散步，碰上朱德总司令散步经过这里，我们都站到路边，等候他过去。朱总司令看到我们几个人以后，却走到我们跟前，非常和蔼，询问我们是做甚么工作的，当知道我们是从北京电信局临时来这里搞长途通信工作的以后，仔细的了解我们到这里来，对工作，对生活是否习惯，最后还很亲切的叮嘱我们说“通信工作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它搞好”。然后扶着拐杖，在护卫同志的陪同下，离开我们，继续向小山的另一侧往前走去。

朱德委员长参观北京邮电学院的电视播放设备

当我们望着朱总司令的身影慢慢远离我们以后，朱总司令留下来的短短几句亲切的教导，却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徘徊，成为我以后从事通信工作永远牢记的座右铭。

罗宗贶简历：

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0年至1956年底分配至北京电信局工作。

1954--1956年曾负责北京电信局长途第二机务站及北京长话大楼筹建。

　　1954--1956年曾负责北京中南海至北戴河中直机关长途电路专案工程的建设，参加北戴河中直机关电话局的建局及扩建工作。

　　1956年底调邮电设计院工作。

　　1957年负责由通信兵部、二机部、邮电部及铁道部联合领导组织的我国人工长途电话交换机的研制设计工作。

　　1958--1960年负责北京长途大楼整体及交换部分的设计工作。

1958年起负责创建我国长途电话自动化通信网技术体制，任邮电部“6401”会战项目总工程师。

　　1959--1964年负责瑞典ARM--20纵横制长途交换机及十个对端设备的引进及连通试验和组织步进制显号设备及计费打印设备的配套研制。

　　1963年负责编制我国全国15年科技发展规划通信部分中长途自动化通信网技术体制及长途交换设备的研制发展规划。

　　1964年负责提出建立我国邮电部长途自动化研究所的计划。

1966年--1974年负责京津间长途自动化通信的试验及组织鉴定工作。

1976--1978年，负责我国长途自动化通信在8大城市间应用推广的技术工作，负责提出和组织我国全电子长途半自动及简易全自动的设备研制工作

70--80年代曾两次参加邮电部关于全国邮电通信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1979--1980年负责首先在邮电系统福州市通信网中提出引进采用程控长途及市话数字交换机组网的技术方案并付诸实施。

　　1984年负责秦皇岛市通信网引进通信设备的设计，在邮电系统首先提出采用长途光缆，移动电话及多种先进技术和设备。

　　80--90年代曾参与京、津、青岛、大连、广州、福建、海南等省市一些重大通信项目的引进建设或发展规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