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和中国长途自动电话
2020-02-18 14: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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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中,邮电部的“6401”会战指挥部,将原来参加研制长途自动交换设备的邮电设计院、邮电研究院的所有技术人员,和京津两地电信局长机室的部分维护同志,集中到长春邮电器材厂,与长春邮电器材厂一起成立会战第九大队,进行长途自动交换机及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设备的研制生产工作,原来想新研制的计费设备,尽量参考瑞典进口的由继电器控制的长途自动计费设备,来研制生产我们自己的长途自动计费设备。

本文作者罗宗贶(2008年)

1965年,提出在长途自动电话工程中使用电子计算机的罗宗贶和解晓安工程师。

在从北京到长春的火车上,罗宗贶和解晓安交谈计费设备,想到了要使用哈军工的计算机技术来解决,二人下车后便向领导提出建议,得到长春邮电器材厂的党委书记白蕴章同志的重视。这是罗宗贶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工作建议。

到1965年冬,长春邮电器材厂感到从瑞典进口的长途自动计费设备中,采用的继电器控制的由小磁芯组成的记忆磁心体,其中的小磁芯一时难以研制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听说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研制生产出小磁心,同时听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已研制生产出“441-B”晶体管计算机,于是我和长春邮电器材厂的党委书记白蕴章同志,在年底前赶赴哈尔滨,希望哈尔滨工业大学能帮助我们提供记忆磁心体用的小磁心,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能帮助我们利用他们新研制生产成功的“441-B”晶体管计算机,实现我们需要的长途自动计费功能。

首先我们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他们的领导很重视,让负责研制磁心的老师,带我们去他们的实验室,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他们研制生产小磁心的情况,以及小磁心的详细性能指标。

六十年代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然后我们去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院的教务长亲自接待了我们,对我们的要求,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支持,当即找来了学院计算机室的主任刘德桢,和两位主要负责技术的同志,让他们抽出时间,与我们一起研究采用“441-B”晶体管计算机,进行长途电话自动计费的可行性,和帮助我们研究提出具体实施的方案。

随后我们在哈尔滨停留了几天,去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向学院计算机室负责技术的几位同志,根据从瑞典进口的长途自动计费设备的一些功能,作了详细的介绍,经过他们详细的研究,向我们推荐采用“441-B”晶体管计算机,按长途电话通话时长,及至不同地点的通话对方的费率,统计单位时间内,发送不同数量的脉冲,利用这一简单的方法,实现长途电话按通话时长自动计费的要求。

当我们赶回到长春,组织有关同志,讨论利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研制生产的“441-B”晶体管计算机,来实现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这一方案时,由于大家当时对计算机技术还不太熟悉,离开1966年9月25日必须完成任务的日期又紧,担心采用计算机技术后,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因此很多同志不同意采用计算机技术,来实施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这一方案。希望继续参照瑞典进口的长途自动计费设备,组织试制生产。

邮电部邮电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梁健

通过向“6401”指挥部汇报以后,最后由“6401”会战前线总指挥梁健同志,亲自来到长春,听取双方意见后,随即带我坐飞机赶到哈尔滨,会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务长,及有关计算机技术专家,当得知在我们的同志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利用他们研制生产的“441-B”晶体管计算机技术,组织长途自动计费设备,需要编制一些应用软件时,可以得到他们无私的帮助和指导,同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所属的生产”441-B”晶体管计算机的四海厂,还可以帮助我们组织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设备的生产。

回到长春后,前线指挥部即决定要求第九大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帮助下,利用“441-B”晶体管计算机的技术,进行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设备的研制生产工作。随即我又和副总设计师解晓安,徐元初,总工艺师王大路,张为民等赶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与他们负责计算机研制生产的同志们,用了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利用“441-B”晶体管计算机技术,组织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设备,研制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交流。

回长春后,已经到了1965年末,即组织了一个专门研制生产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设备的分队,在1966年元旦之后,由副总设计师解晓安同志负责,和宋瑞祺同志一起带领十来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即来参加会战的同志,奔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军工408计算机室同志们的帮助下,进行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设备研制生产的设计工作。同时从长春邮电学校,来第九大队参加“6401”会战的同学中,抽出十来个同学,去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所属的四海厂,参加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设备的生产工作。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参加会战的各个单位,都先后回到本单位参加运动,研制生产长途电话自动交换机及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设备的工作,虽然受到一些影响,延后了一些任务完成的时间,但没有完全中断。四海厂还是将长途电话自动计费设备,于1967年夏生产出来。1967年8月,计费设备与长春邮电器材厂生产出来的京津两端长途电话自动交换机,一起运到京津两地电信局,进行安装调测。

1969年10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长途电话设备诞生!

1967年8月,哈军工的441-B计算机安装在北京电报大楼5层。

2007年春节,40年前为中国长途电话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聚会,左起:赵恒礼(联通)、罗宗贶、解晓安、张琪(中国信息产业商会理事长)、王振青、任连仲、康鹏(以上3人哈军工)、徐祖哲。

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及所属四海厂的同志们,用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热情无私的协作精神,不仅促进了在我国通信网中,采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且以后在通信领域的国际交往中,由于我国邮电部门,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帮助下,较早的采用了晶体管计算机技术,实现了长途电话自动计费的功能,为我们争得了国外通信同行们的尊敬与赞誉。

日本政府邮电代表团访华

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日本政府邮电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当时我国邮电部已军管,改为电信总局,由当时电信总局的钟夫翔局长接待,有科技司李荫仓司长及我和翻译等参加。在钟夫翔局长接待过程中,日本邮电省负责人向钟夫翔局长赠送两部书写话机的同时,“说他们知道中国会仿制这种话机,但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技术和生产条件,要做到生产工艺全部过关,至少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到那时他们将会有新的产品,取代这种话机。”

显然,这是他们对我国通信技术和生产水平落后的一种蔑视,作为一个在场的技术人员,使我感到无比羞愧与愤满,无地自容。随后的日程安排,由我和翻译同志,领着他们参观北京长途及电报通信设施。

先到北京电信局长途台参观,由于北京电信局长途台,当时使用的设备,还是30年代,日伪时期安装的日制3C型长途台,以及建国后扩装时,由天津长途台拆移过来的原日伪时期在天津安装的日制3C型长途台。当日本政府邮电代表团成员一走进北京电信局长途台室时,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说,怎么北京长途台,还在继续使用他们30年代生产,和在北京安装的3 C型长途台。

虽经我们告诉他们,我国已经早在1957—1958年就已研制生产了CT—58型大型人工长途台设备,并已在全国许多城市装用,北京长途台只是为了充分利用旧有设备挖潜,才未即时更换。但对我来说,心中总感到不是滋味。

80年代,北京复兴门长话大楼机房安装的依然是哈军工的晶体管计算机的电路构成的长话计费设备,这是中国第一台日夜运行的计算机,打印机还是哈军工的型号。

然后去西单北京电报大楼,参观我们临时安装在五楼的长途自动化交换系统京津间的试验设备时,其中我们研制的长途自动化计费设备,还是1965年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合作,利用哈军工1964-1965年刚研制完成的441-B型晶体管计算机技术,结合通信计费的应用,研制完成的半导体计算机型的计费设备。当日本政府邮电代表团参观到这一设备时,他们觉得当时日本国内的长途及市内电话通信的计费设备,都还没有采用计算机技术,觉得值得学习,应该抓紧跟进。

随后我们又领着他们参观电报大楼的12路载波电路新闻传真,当时我们整版新闻胶片,在传真机的转茼上取下时,不须经暗室冲洗,即可交报社印刷发行。据日本代表团成员说,他们国内还须经暗室冲洗才行。相对我们在多路传真处理技术上,要复杂一些。

接着我们领他们去参观电报汉字译码设备,当时我们的电报汉字译码设备,已能译汉字一万以上,据日本代表团成员说,日本那时日文电报中的译码设备,只译汉字约3千字上下。在技术难度上,与能译汉字一万个,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当然他们也没有这么多汉字,需要译码。

通过他们参观我们的长途计费设备,多路传真及电报汉字译码设备后,在交往中,他们那种在技术上看不起我们的傲慢神情,大为改变。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论在那一方面,都需要抓紧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在加速促进我国社会发展极重要的信息化方面,更要加倍努力。虽然在信息化发展的关键技术,象微电子,软件等技术上,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些差距,但从改革开放以来,差距已大大减小,在通信领域,已具有相当雄厚的基础,通信运营商已具有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实力。如果能采取合适的政策和发展道路,是可以较快的在信息化的基础技术和综合实力上,赶超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的。

附:2004年重温过去这一次经历,改满江红歌词一首,以舒心怀。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雪。抬望眼,仰天长啸,壮坏激烈。五十功名尘与土,几万里路云和月。莫等思维随风去,空悲切。

昔日耻*,犹记得。心中事**,何由彻。乘长风,要破万里浪。壮志未酬难入梦,笑谈往事有欢悦,待振兴自主信息化,从头越。

注*: 指日寇侵华史及对我国建国后在技术上的藐视与遏制。

注**:指工作中为加速我国信息化建设,提出的设想和参与一些通信建设中,遇到的波折和刁难的一些事情。

罗宗贶简历: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0年至1956年底分配至北京电信局工作。

1954--1956年曾负责北京电信局长途第二机务站及北京长话大楼筹建。

  1954--1956年曾负责北京中南海至北戴河中直机关长途电路专案工程的建设,参加北戴河中直机关电话局的建局及扩建工作。

  1956年底调邮电设计院工作。

  1957年负责由通信兵部、二机部、邮电部及铁道部联合领导组织的我国人工长途电话交换机的研制设计工作。

  1958--1960年负责北京长途大楼整体及交换部分的设计工作。

1958年起负责创建我国长途电话自动化通信网技术体制,任邮电部“6401”会战项目总工程师。

  1959--1964年负责瑞典ARM--20纵横制长途交换机及十个对端设备的引进及连通试验和组织步进制显号设备及计费打印设备的配套研制。

  1963年负责编制我国全国15年科技发展规划通信部分中长途自动化通信网技术体制及长途交换设备的研制发展规划。

  1964年负责提出建立我国邮电部长途自动化研究所的计划。

1966年--1974年负责京津间长途自动化通信的试验及组织鉴定工作。

1976--1978年,负责我国长途自动化通信在8大城市间应用推广的技术工作,负责提出和组织我国全电子长途半自动及简易全自动的设备研制工作

70--80年代曾两次参加邮电部关于全国邮电通信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1979--1980年负责首先在邮电系统福州市通信网中提出引进采用程控长途及市话数字交换机组网的技术方案并付诸实施。

  1984年负责秦皇岛市通信网引进通信设备的设计,在邮电系统首先提出采用长途光缆,移动电话及多种先进技术和设备。

  80--90年代曾参与京、津、青岛、大连、广州、福建、海南等省市一些重大通信项目的引进建设或发展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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