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

文革结束不久，1978年10月，由四机部十五所主办，在阳朔举行我国首次计算机辅助设计学术交流会。中国电子学会和计算机学会对此次活动都十分重视，因为这是学会活动停顿了十余年之后，开始恢复活动的一次学术会议。我们计算所，因为在数字系统设计自动化的研究与应用上取得一些成功，受到同行的重视，我被安排在大会上作了“计算机设计自动化的发展概况及其主要内容”的报告。此次会议，后来便成为中国计算机学会下的全国CAD与图形学年会的开端。

1956年，刘慎权先生在川大数学系毕业的同学合照，后边是川大教学楼的著名大屋顶。

1986年，在中国计算机学会下，成立了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我被选为副主任。通过专业委员会，我们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自1982年起国内的CAD与图形学年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为了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我们又倡议召开国际CAD&CG会议，自1989年起，亦每两年一次，与年会交叉召开。这两个会议，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每次会议，我都积极参加，并参与会议的组织，因为我都担任会议的程序委员，直到我退休为止。

1990年，与研究生一起参加CAD与图形学年会。

除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外，我还参加了许多学术组织和活动。如曾当过中国自动化学会计算机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计算机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这些学术组织，在八十年代，都组织过许多计算机应用学术会议，参加的人很多，对于计算机应用的推动，起过十分好的作用。我还担任过计算机学会理事，计算机科学名词委员会委员。我提供了许多有关CAD和图形学的名词，收入到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中。

计算所CAD开放实验室成立后，由林宗楷当主任，魏道政当学术委员会主任。在全国CAD和图形学界请了一些学者，担任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委员，接受国内学者的研究课题申请及来访。同时，发展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我多年来一直担任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也参与一些学术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因此，结识了许多同行。与我们CAD开放实验室成立差不多同时，浙江大学也成立了一个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他们也从全国各地聘请了一些学者，担任术委员会委员，我也被列入其中。每年，这两个实验室都有许多学术活动。加上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如组织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审查稿件等，CAD与图形学界的同行也常在一起聚会和交流。例如，浙江大学的何志均、石教英、彭群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唐荣锡、朱心雄，北京理工大学的刘明业，清华大学的唐泽圣、许隆文，中科院软件所的吴恩华、戴国忠、王裕国，自动化所的陈由迪，国防科技大学的李思昆、吴泉源，合肥工业大学的杨作慎，总后勤部科研所的周堤基，华北计算所的胡祖宣、方家骐，华东计算所的何成武，北京大学的董士海，北方工业大学的齐东旭，南京大学的张福炎，山东大学的汪嘉业，吉林大学的庞云阶等，我们都常一起参加会议，结成深厚的友谊。

八十年代之后，外国学者来我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的逐渐增多，我们出国访问亦结识了许多国际友人。我们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与欧洲图形学会有较密切的联系。1987年，我曾代表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与欧洲图形学会的主席万东尼(C. Vandoni)签订一个联络协议，以加强两个学会的合作。万东尼曾应邀来北京访问，为我们第一届国际CAD&CG会议的组织，给了许多帮助。1990年我去瑞士参加欧洲图形学90年会时，他邀请我和彭群生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访问。

欧洲图形学会的资深领导成员恩卡纳索(J. Encarnacao)，接受我的博士生李华到他的图形与数据处理研究所学习，我推荐他担任过我国的计算机英文刊物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Technology的编委。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马克·格林(Mark Green)教授，多次来华参加我们的CAD&CG国际会议和来计算所访问，1992年，他邀请我访问了阿尔伯塔大学。

1989年以前，我国没有一份CAD和计算机图形学的杂志。我们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及CAD开放实验室的同仁，积极建议要办一份这样的刊物，以开展我们研究领域的交流。大家推举我创办这个刊物，于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便在1989年9月创刊。大家推举我为主编，副主编有唐荣锡、唐泽圣和刘明业。办刊之初，经历种种困难。CAD开放实验室主任林宗楷大力支持，答应每年资助学报3万元，经费算是解决了。经过专委会及CAD开放实验室同仁的努力，终于获得批准刊号,但没有邮局发行，刊物也是很难办下去的。

创刊之初，我们只能内部发行，刊物主要是赠送。为了扩大发行面，我曾发动课题组成员及研究生，收集了各地图书馆、学校及研究所的地址，发出了上千份的订单。直至最后取得了邮局发行，才解决此问题。

浙江大学CAD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我们是从事计算机领域研究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采用计算机排版。当时虽已出现了一些汉字排版系统，但还很不完善的。稿件都是手写体，图表又不规范，汉字输入法当时也很落后，录入排版的工作量很大。当时参加此工作的王美珍、岳风菊，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我们学报，经过编委会和编辑部同仁的努力，CAD与图形学界的支持，刊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它所刊载的许多学术论文，已被中国科技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美国的EI、英国的 INSPEC、俄罗斯的文摘杂志等收录。我担任主编的工作一直到2004年，由吴恩华接任为止。

1991年10月1日，我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从1991年7月起，领取每月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从1995至1998年，担任中科院软件所计算机科学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从1978年起到我退休止，担任《计算机学报》编委。1986至1995年，担任《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Technology》编委。从1991年起至退休止，担任CADDM杂志编委。

2002年，中国计算机图形学会授予我计算机图形学贡献奖(Chinagraph'2002)，以表彰我所做的贡献。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大家共同完成的，我不过是尽了一点责任而已。

我从1978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到我退休为止，共指导了19名硕士生和36名博士生，以及3名博士后。自1986至1994年我连续九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授计算机图形学课程。在那个年代，研究生院在玉泉路，我每周去讲课一次，一清早便去等班车，讲课一上午，很晚才能回家。计算机图形学，那时是门新课程，听课的学生常常七八十人。那时讲课的待遇很低，但我觉得，为研究生讲课，是当导师的职责，不可推辞。我带的研究生，大部分都很优秀，他们工作很努力，和我一起完成了许多项目。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如杨瑞元、刘永春、李华、熊一华、赵靓海、白似雪、唐卫请、文四立、王建翔、顾宁、马华东、李斌、梁训东、徐迎庆、孟祥旭、何涛、刘晓平、苏成、任继成等，经常有联系。

 

1988年，中科院计算所CAD开放实验室代表团赴苏联和东欧访问，左起：魏道政、张守仁、刘慎权、林宗楷、李凤森、郭玉钗。

出国访问

我可以说是生逢其时。改革开放以后我曾去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等许多国家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少年时，曾听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心向往之。虽然至今远未做到，但亦读了一点书，游历过不少国家。今日回忆之，具体细节，已无从细说。但每次出访，都记了日，回国后，有些访问，都写了报告，上交领导，或刊登在当时某些期刊上。

在写此回忆录时，翻阅当时日记，访问景况，犹历历在目。这里作简单的叙述，并写些印象较深刻的。

1962年从苏联学成归国，中苏关系恶化，与苏联导师及朋友的联系全部中断。1965年10月，我与邬华模受科学院委派，作为两国交流项目，去捷克斯洛伐克考察16天。此后漫长的对外交往全部终止了，直到外国学者来访的渐多，我们这些既懂业务又懂外语的知识分子，就常被研究所委派，参加外宾接待工作。每年圣诞节前，业务处还给我们发些明信片，令我们给外国学者多发些圣诞新年的祝贺，以加强对外联系。

其后，我们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又常召开一些国际会议，来华访问和参加会议的外国学者日益增加。CAD开放实验室成立之后，更重视对外开放，与许多国家的对应单位，订立了互相访问交流的协议。退休前的中科院、计算所等派出的访问，计有访美、加、英、法、西德、瑞士、苏、波、民德、捷克、奥地利、保、罗、匈、新加坡、日本、泰国。

1983年到美国是文革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印象最深刻。那时，我们物质还很缺乏，看到琳琅满目的食品和日用品，反差实在太大了，真有天渊之别的感觉。看到别人这样先进的计算技术，感到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在八十年代初期，从中国大陆去美的人还很少，那里看不见有中国大陆的产品。我们遇到的都是从台湾和香港去的学生和学者，美国人对我们亦有新奇之感。每访问一个单位，他们都细心给我们讲解，带我们参观。路上碰见华侨，甚至主动问我们去哪儿，要不要坐他们的车。

在出国访问中，语言是很重要的工具，语言不通，真是寸步难行。我留苏结束将要回国时，感到使用俄语很自如了，但很可惜的是，回国后，俄语就完全荒废，查文献时，大部分都使用英文。文革后，我听了许多英语广播，又去科大研究生院参加五个月的英语培训，所以1983年到美国三个月的考察，有点像如鱼得水。后来参加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国际会议，也常令我当分会的主席，用英语主持。但与会者多为中国人，亦易于应付。出国作报告，则要困难些。我用英语做的报告，一次是1990年在柏林参加 TECHNO-DATA90会议，一次是1992年去加拿大访问时，滑铁卢大学计算机系给我组织一个报告会，还有是1998年去日本访问，中前教授给我们组织的一个报告会，和2001年去加拿大参加 CSCWD2001会议。

1998年访问日本，左起：林宗楷、罗军舟、刘慎权、林守勋、郭玉钗。

1988年去苏联和东欧访问前，我将过去的俄语读物及词汇复习了一遍才慢慢恢复俄语的交流能力，到苏联及东欧国家后，基本上能应付自如。访问苏联控制论问题研究所和计算中心时，报告厅设在计算中心，也是我196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地方。轮到我作报告时，我用俄文讲述，但有许多计算机词汇，也只能用英文了。

1988年和1990年两次到苏联访问，是我旧地重游，印象更为深刻。我两次都见到我的导师多罗德尼钦院士。1990年他恰好八十寿辰，我送给他一双健康球。1960年12月，他做五十寿辰时，计算中心为他开了祝寿会，我曾送过他一幅中国画。我邀请他访问中国，但他在1993年去世，没有成行。施梅格列夫斯基是50年代来计算所讲授程序设计的苏联专家，我们在苏学习时，给我们很多帮助。两次访苏，都见到他，本想邀请他再来中国，但他因患心脏病而推辞。

1988年访问苏联计算中心，前排右一为作者导师多罗德尼钦、右二为曾于60年前赴中国传授程序设计的苏联专家施梅格列夫斯基。

1990年我去参加柏林会议，路过莫斯科，他邀请我到他家做客。那时莫斯科供应十分困难，他只能作很简单的招待，并表示歉意。我当然不以为意，叙述友情，依依不舍。回国后，每年圣诞和新年，我们均有信件来往。2007年，他因病去世，至今，再没有和俄罗斯人的联系了。

在学术上，与日本友人中前荣八郎教授联系较多，他在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方面，成果累累。1998年7月，他邀请我们访问广岛，接待十分热情，在很典型的日本餐馆招待我们，还令他的中国学生陪我们游览了京都等地的名胜古迹。他比我大两岁，每年年底都发来贺年片，并谈及他的退休生活。（完）

刘慎权先生在《溯源中国计算机》上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