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办事，特别想借此机会拜访赵梓森院士，并为在电信科研领域创造了奇迹的老师们写点什么。幸运的是我头天到武汉，赵院士就答应第二天上午与我见面。和赵院士谈下来，我不仅记住了他创业经过，光纤发展的趋势，还有他的科学方法、科研路线和每一位发明家都会遇到的起起伏伏的坎坷经历。

　　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赵梓森院士在谈到光纤起步之时，“用玻璃丝实现光通信”的想法，在院里汇报后里却引来质疑和一片批评声，终于得到“不妨试一试”的许可。1976年上半年，他们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费尽心血熔炼出200米的石英光纤。

　　第一位支持者是钟夫翔部长。钟夫翔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32年入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曾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分队、第三军电台分队政委，第二十八军电台队长兼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建国后，钟夫翔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邮电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钟夫翔部长

　　1976年3月，钟部长在北京举行的“邮电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看到武汉邮电研究院送展的玻璃丝传输黑白电视图像演示之后，对这个9寸的黑白电视机大感兴趣，尽管当时的传输距离也就几十米 。我们在场的技术人员，只是从技术上认可，相信光通信已经成为现实，而部长想的却是电信工程建设的方向。

　　“可以把光纤拿掉吗？”钟部长问。

　　赵梓森当时是武汉邮电研究院的一名助教，作为武汉邮电研究院送展的工作人员参会，他回答说：可以，但是因为没有安装对准装置，我不能马上放回去，拿掉后就看不到图像传输了。

　　“什么时候能做出来？”

　　赵梓森回答一个星期。“那好，我过一星期再来看。”钟部长留下了话。

　　一周后，钟部长如约又来观看了光纤图像的传输试验。这次，因为传输线改用了大面积光检测器件，安装和对准已经不困难了。钟部长很高兴地亲自动手拿开光纤，再接通。可别小看这一拿一放，它不仅仅是光纤能不能传输图像的问题，还说明了钟部长对新信道的重视。展览会上新项目多的是，钟部长如此关心光纤项目的细节，说明他对中国通信传输网的布局早有思考。这一拨一插，让赵梓森对光纤通信的前景欢欣鼓舞。

　　但是光纤通信要在邮电部立项还必须经过科技司这一关，这也是赵梓森院士和我一再提到邮电部科技司的汇报会的关键所在。

　　一个科研项目并非有原理、能演示就可以上马，就是开始试用了的通信项目，也不一定能够推行，因为电信的规矩是“全程全网”，要顾全大局。邮电行业有自己的规划和布局，你再看好一个“技术前景”，没有全局效应，不能让科技司认可，就难以通过。

李荫苍司长（左）

　　当时邮电部科技司的司长是李荫苍同志，他曾就读唐山铁道学院，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和抗战，为我军通信建设做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邮电部从事科技领导、管理工作。

当时国际上光纤通信的技术并不很成熟。1966年，英籍华人高琨首先提出可以使用石英玻璃纤维（光纤）传送光信号进行通信，但几乎无人相信他的提议，只有英国邮政总局电信研究所和贝尔实验室的少数科学家支持。1970年花费数千万美元才制出几十米光纤样品。当时，全世界的技术方案五花八门：500度熔化的玻璃，2000度熔点的石英，就连通心粉式的“液芯”光纤，都有人提出来，让人不知何处可以到达终点。1972年，中科院福州物质结构研究所开始研究光纤，试验了几种材料，不是性能问题，就是生产问题，不久项目下马。

　　赵梓森则是从激光“大气”跨江传输，塑料、玻璃、石英传输等一路试验过来，从性能、工艺、产业化发展总结规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论传输损失、机械强度还是温度特性，仍是石英光纤最好。赵梓森通过大量的实验，终于摸索出了光纤传输项目的科研路线，就是“采用石英光纤、半导体激光器和编码制式通信机的技术路线”。

　　赵梓森作完简短的汇报后，遇到的却是与会人员一边倒的反对，包括武汉邮电研究院的一些领导也是持反对意见。这也难怪，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我们就是这点力量，要做的事那么多，总不能看好的项目都得批准上马。何况，没有几个人经历过现代通信的应用环境，凭什么敢肯定“玻璃丝”就能够成为光纤，就能成为通信信道的未来？

　　赵梓森似乎成了会上一个靶子，好象他就是专门到部里来听反对意见的。赵梓森急了，他忍不住要抢话说，要驳斥反对者。可是，现场主持会议的李荫苍司长却冲他摆手：“赵梓森，你先别打断别人，让他们发言。”赵梓森紧张了，心想：这次到北京是白来了，话都不让我解释，看来李司长也赞同他们的意见了。

　　终于等到反对的意见都讲完了，李荫苍让赵梓森就他的思路做出回答和解释。赵梓森就反对者的疑问一一作出解答，令他意外的是李荫苍开始询问持反对意见的人：你们做过相关实验没有，了解国内其他单位的研究情况吗？既然你们实验都没有做过，又不了解情况，又怎么知道赵梓森的方法不行呢？最后，李荫苍说：“我看赵梓森讲的有道理，应当同意他的光纤项目进行下去。”

　　由于得到李荫苍司长的支持，会场形势急转直下，光纤项目最终获得了科技司的支持。赵梓森喜出望外。后来，国务院科技办公室也采纳了赵梓森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条技术路线经历30多年，至今也是正确的。

赵梓森院士（2002）

　　在这之后，1976年6月3日，召开“全国激光科技规划座谈会”，确定激光技术是十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光导纤维激光通信是五个重点项目之一，由邮电部和北京市负责。邮电部要求5年突破，10年应用。

　　1982年9月3日，武汉光缆通信工程长江大桥光缆敷设任务顺利完成，1984年9月，赵梓森领导的项目完成，我国最长的一条13公里的480路市话光缆通信系统在武汉三镇投入使用（1983年10月通过国家鉴定），提前完成国家规划要求。

　　回过头来看经历过的6年，事情却没有那样简单。邮电部支持，武汉邮电研究院也支持；但是，所有的工作部门在奉命支持中也不一定在具体问题上都支持。武汉邮电研究院建院几十年，有自己的思路和习惯，人、财、物的走向还是有惯性的，不是一个命令就能够改变。但赵梓森院士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阶段性成果，终于使绝大部分领导看出了发展趋势，最后决定全院向光纤转向。

　　全院转向，无异于解放初期的解放军步兵改为装甲兵，改为空军，改为海军。不同的是，在大家还没有看到“光纤”真的能使武汉院“起飞”之时，还是舍不得抛弃自己多年掌握的技能和工作体系，有的部门还要留有两手准备，有的人也要慢慢为传统业务“收尾”。但是，国内外光纤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武汉邮电研究院的快速进程，终于使所有的人接受了转向的前景。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邮电研究院的同志听说，武汉邮电研究院今年夏天给职工发放家用空调机，要是“双职工”，一下子就领两台，众人心中却为自己单位没有这样实干的专家而有些酸溜溜。

　　不要责怪科研人员小心眼，那时候，多数人只要能够赶上奉公守法协助你工作的领导已经算是不错了。要是像哈军工的助教康鹏、华东计算所的虞浦帆（1966年之前中国计算机领域得到国家荣誉“发明证书”的二位发明家）、像王选、像倪光南等等，能够赶上一位明智的、有主见的、支持科技人员创新的领导，真是非常幸运了。

　　赵梓森说：新生事物往往先被少数人接受，大多数人持否定或是怀疑态度，差不多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场辩论。一个开拓者要有充分的自信心，当然自信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由科学试验决定自己的生存。

赵梓森，高级工程师。广东中山人。1932年2月4日生于上海市，1949年，国立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学习，1950年，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学习，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系学习，1953年南京、沈阳电信局实习生，1954年，武汉电信学校教师、武汉邮电学院讲师、邮电部528厂工程师，1974年，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激光通信研究所所长，院副总工程师，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高级会员。195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