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楼、北楼今何在？只是魂不改。

问君能有几多情？恰似滚滚长江向东流。 黄令仪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曾经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北航建院比科学院计算所早，所以我是看着计算所盖起来的。当然，楼房里面的事项是绝密，直到八十年代我才有机会经常进去。可是，因为拆迁，现在的人们已经看不到这些历史建筑了，南楼和北楼有多少故事也随着时光茬苒而消隐。还有中关村第一楼——原子能楼，当年计算机组就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半，因为拆除了，也没有了游客拍摄照片的纪念地点。

1956 年，中关村，农家房舍、树林和菜地变成了工地，计算所的南楼、北楼拔地而起，施工汽车碾压出条条大路，一群群青年人迎着太阳而行。

1957 年10 月11 日，《人民日报》报道说，这个研究所将成为我国研究计算技能的中心，一座电子计算大楼和一些试验工厂正在施工中。年底计算所的研究大楼如期完工，这三座大楼承载了计算所50 年的发展重任。华罗庚为计算所的建设煞费苦心，亲自审查和比较了多种设计方案，图纸是他拍板的，搬迁安排他都事必躬亲。两座大楼坚实挺拔，冬暖夏凉，炎热八月，进入大楼就能感到一股凉意。

1958 年2 月，计算所筹备委员会从白石桥的西苑大旅社迁至中关村新落成的北楼（14000 平方米）。1962 年，建成南楼（8800 平方米）和东楼（4300 平方米）。

2006 年，李国杰所长在计算所50 周年纪念会上说：“50 年的历史证明，在中关村内一块小小的土地上，聚集着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有些人已经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有些人正在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已被拆除的计算所北楼（2006年12月25日摄）

1958 年初夏，中科院计算所的年轻人和新落成的科研大楼（秦鸿龄提供）

北楼的五层，很长时间是数学所在使用，数学家们每天悄悄登上宽阔的楼梯，在自己的房间里凝思苦想。遇到有关计算数学的问题就下楼讨论，数学和计算机两个相近专业楼上楼下相邻，也方便了科学家们的往来。

已被拆除的物理楼——中关村第一楼，与计算所的楼梯结构类似（2013年6月作者摄）

正对大门的楼梯很宽，是那种一分为二的之字结构，上楼走到一半楼层高度后，分为左右两边迂回向上，和詹天佑的八达岭之字铁路有点类似。

一大批年轻人进驻了计算所，宿舍没有盖好之前就住在科研楼里，他们给中关村小区带来了新的活力。周日，大家一起去逛王府井、中山公园、颐和园，交通不方便，就得步行。那时都不富裕，十多个人也没有一块手表。一起进城或出远门时，轮流拎着一只马蹄闹钟，以便掌握时间赶回单位食堂吃晚饭。

当年计算所的年轻人进城就拿着这种闹钟计时

庞大的基建工程正在收尾，“科学城”初具规模。从西直门到清华园有一条现在已经停用的铁路，中科院在路西。从自动化所、物理所向北就是计算所，经过力学所、化学所，就是宿舍区和福利楼，再向北走即到清华，拐弯向西便到北大。

建议：在院内为张劲夫先生设立纪念物

中关村一片兴旺，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并长大。五个幼儿园和一所小学很快建起来了，小学就是现在的中关村一小，老师多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给小学特批了经费和房屋，还亲自与调进的老师们谈话，孩子们安顿好了，科技人员就没有后顾之忧。会议、汇报、大事小事接踵而来，张劲夫经常赶不上午餐的点儿，就在会议室吃自备饼干充饥，随后接连办公。

1958 年，中科院职工8000 人，建成面积29 万平方米。正要兴办科学技术大学，六个研究所要上马中等专业学校和类似大学的专业训练班，中科院京区预计增加16000 人，需增建筑42 万平方米。1958年7 月23 日，张劲夫向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报告，要求从友谊宾馆北馆划拨八万平方米建筑。半个世纪之后，我在北京档案馆看见报告原件上的“张劲夫印”依旧鲜红！

中关村的住房紧缺，计算所的职工宿舍也很不够用。北楼的五层也当过宿舍，人来人往，有空房间，甚至空床位就住人，金怡濂院士那时就住过挤满二十多人的一间办公室。

　　不知是规划不周，还是“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主导，早期调入人员可以在计算所南侧的几栋低层宿舍楼安身，后来的上百位大学生，只能在计算所北侧的一个平房大院居住，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其中不乏知名技术骨干，比如仲萃豪先生是因为“科学规划”和“紧急措施”，从复旦大学来到北京大学，走上了计算技术这条金光大道，1957年进入科学院计算所，为此投入一生的精力。

　　这个宿舍区有十来栋平房，每家一间半正屋，厨房就是大门里侧窗户下的水槽和火炉，冬天烧煤炉取暖。里面一大间是书房兼卧室，研究人员要是加夜班读书看图，家人就只能在灯光的照耀下入睡。

　　几排房舍横竖两个方向的通道都十分狭窄，一位技术人员到天津出差，顺便带回了北京稀缺的一块大衣柜的穿衣镜，一路火车倒公交，小心翼翼，千辛万苦回到中关村这个小院的屋舍前，一个90度地转向有点操之过急，坚硬的墙角将夹在胳膊肘里的长镜子整整齐齐地剐掉一截，他如同突然“死机”般定格站立久久不动，恨不得将破损了的镜子扔上房顶。

　　今天，这个小区已全部拆除，不知道有没有留下照片，中国的计算机人员，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创造了人间奇迹。

黄玉珩先生和夫人沈家芬（沈大夫提供）

黄玉珩先生是依据”先集中”调入的临时协作人员，可能因为他是第一批报到的高级科技人员，计算所很快将他的夫人沈家芬调来，安排到医务室工作，宿舍就近在中关村43 楼。沈大夫精通医术，在许多老同事的回忆中，都能看到对她的怀念和敬意。柳浦生和江雅珍调试104 机时，从半夜12 点到次日中午是一个班次。工作十分费脑，生物钟被打乱了，睡觉要靠安眠药，服用到三粒后，沈大夫坚决不给加量。后来调机人员增加，二班倒改成三班倒。

计算所的科技人员，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依旧创造了许多奇迹。研制和调试计算机时，不断加班加点，面对一些需要响应的时政号召，技术骨干也不得不为此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民兵队列操练，走正步，拣废铁，还有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 年4 月19 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打麻雀，科学院和大学都要全体参加。计算机重要，打麻雀更重要，“放炮敲锣舞旌旗，麻雀惊飞坠地急”。华罗庚亲临打麻雀第一线。秦鸿龄回忆说：“我们爬到楼顶上轰麻雀的时候，华先生就在下边率众人摇旗呐喊，抛掷皮球。”任公越说，他正在计算所学习，看见华先生在院里专门准备了一把椅子，累了就地休息，绝不离开“打麻雀”现场。当时受到过批评的钱学森力图紧跟群众，随队参加“打麻雀”。中南海里的领导得知后批评了力学所党的负责人，告之钱学森有更重要的事做，不要用这种形式去“接近工农”。

20 世纪70 年代，笔者与计算所倪光南相识，与他，还有计算所九室的北邮老同学丁士芗、陈芷英往来不断，无数次登上北楼三层，东头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和实验室。竺乃刚就在这个办公室工作，但是笔者一直不知道他有过训练班的经历，更不知道他的夫人黄汛也是第一届训练班学员，还是北邮首届毕业班的校友。他们的房间放满了各种实验设备和仪器，不少设备是自己搭建的，层层叠叠、体积大小不一，却井然有序。

倪光南的实验设备

倪光南的联想汉卡，解决了中国人使用计算机的困难。

1978 年，全国青年联合会的科技界委员聚会。后排左三计算所倪光南、左四电信传输所徐祖哲，前排左一中科院计算中心孙家昶、左二数学所杨乐，右一半导体所林雨。

倪光南开始实验“联想汉字”的时候，用几百元的12 寸黑白电视机替代了专业监视器，改装一下同样好用。计算所的南北楼都没有电梯，倪光南每次都要送笔者下楼，推辞不过，只好在大楼门口看着他转身一步迈二级地上楼急匆匆回去工作。

1978 年1 月，竺乃刚、倪光南、陈芷英的《汉字输入和人机对话》在《计算机学报》发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个研究成果带领了中国的计算机“汉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计算机汉字研究与应用，汉字不再被认为是要淘汰的“落后文字”，反而与计算机成为亲密伙伴。

杨乐在计算所北楼五层的办公室（1987年作者摄）

软件室的曹东启和在五楼工作的数学家杨乐不但待人和蔼可亲，还能简明扼要地将问题讲述清楚，带动了不少学术讨论与应用项目。我去请教杨乐一个移动通信的无线电频谱相互干扰的分析、计算问题，在他最终安排下，成为数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在这两座大楼中工作的人，都受到过华罗庚等老一辈学者风范的熏陶。

1989 年到计算所报名研究生的孙凝晖回忆说：第一眼见到南楼，就觉得它很肃穆，那种凝重的感觉让人心存敬仰。当时计算所最好的两个地方就是图书馆和篮球场。一楼是个大阅览室，长长的厚实的条桌和长凳，周围是期刊架，高高的二楼全是大书架，放满了灰蒙蒙的外文书籍，因为大楼的墙壁厚实，跨度也比一般的楼房要高，所以在办公室，特别是没有机器散发热量的阅览室就更显得安静、凉快。南楼前面，在大楼修建时就安置了篮球场，这是年轻人挥洒汗水和快乐的地方。朝北的窗户正对着篮球场，许多人休息时就趴在窗台上观战。夏天夜晚院里会放电影，周边宿舍的同事，大人小孩搬着凳子，早早就占好地方，在后边站立的人也很自在，不用担心影响别人。

计算所的第一批年轻人（秦鸿龄提供）

计算所不大的院子里，东西两边都有简洁大门邻街，没有派人看守，走进楼内才会看到接待台，好长的时间里一位总是微笑的女孩在这当班。科研大楼和欧洲的皇宫类似，外人可以直达窗下，久而久之也就出过问题。20 世纪70 年代，计算机越做越先进，和电信设备一样也要“接地”，把一块大铜板埋到楼外地里充当“地线”，还要撒些工业盐保证接地良好。忙碌多日，计算机终于调试到最佳工作状态。某日计算机灯排一片混乱，值班员请来各路权威，办法想尽，还是不得其解。有人怀着郁闷的心情下楼散心，抬头望去，吃惊地发现，从机房窗口延伸下去的粗壮的优质铜缆已经失去“根基”，临近地面的高度被外人粗暴截断，随风轻荡，暴露的铜缆末端似在咧嘴苦笑，地下松动的土坑里，大块铜板已不见踪影。

在计算所工作了12 年的赵晓芳离开北楼时，最后一次巡视曾经工作过的这栋楼房，不禁感言：不经意间总有一种隐约的牵绊、一种心痛，挥之不去。站在北楼前，凝望着她，难以割舍的伤感，这是一份不舍、一份珍视。你见证的、你述说的、你期望的，我已经记住了，在你身边发生的故事将会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一笔，成为美好的故事流传下来；而你的儿女将开始一次巅峰之旅，将在另一个空间内大展身手。 

来自全国各地的计算机训练班的学员在计算所这个“摇篮”中迈出第一步。（沈学馗提供）

是啊，这座华罗庚先生一寸寸地审视过的楼房，每一个平方米都支撑着中国计算机的事业，支撑的是民族的精神、生存和未来。服役半个世纪之后，南北两楼先后被拆，走过中关村南三街时驻目观望，在这里似乎还能听到50 年前创业先驱的欢笑，还能听到收音机播放的磁芯存储器的“下雨”声。转身看去，计算所的新大楼耸立，每年都有一大批年轻人加入进来，南楼、北楼凝聚的精神会给他们的飞翔增添力量。

2008 年8 月2 日，计算所85 级硕士（KJ8920 班）毕业20 周年聚会。（左起）一排：宋守礼、尹雨立、程虎、李国杰、张兆庆、陈华瑛、乔如良、李建国；二排：李琳、姚克荣、赵济华、陈旺湘、柳勇、王建农、李锦涛、李鸿、吴玲、战超、穆小茜、夏登胜、王青、何金生、罗联军、张建国、李永霞、梁英、张华、周世佳。（程虎提供）

倪光南，研究员，工程院院士，1939 年生，浙江镇海人，1944年入上海复兴小学，1950 年入上海复兴中学，1956 年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无线电系，1961年毕业，在中科院计算所参与电子管119计算机等研制，开展汉字处理和字符识别研究，1984 年参加创办计算所公司（联想集团）并出任总工，主持开发了联想式汉字系统和联想系列微机，双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 年获中科院重奖。

黄令仪．回望50 年．2009．黄令仪，女，1958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1962 年先后在中科院计算所、西安微电子研究所、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工作，2002 年和中科院计算所科技人员一起，进行了龙芯一号的物理设计，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未标注的历史照片为计算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