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浦生:在中科院计算所协作的日子
2019-06-10 15: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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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计算机六十年    原创: 柳浦生

这是柳浦生先生2009年5月27日发给徐祖哲的邮件:

现将我参与103、104机及119机工作的情况整理后寄上,供参考。由于已时隔50余年,加之年事已高,有些事、时、人已记不准确,如有谬误请与有关人员查对。

另有一事说明一下:我和爱人邢月敏并非如夏培肃研究员所述,是第一期计算机学习班的学员。因为某种原因我们被国防部五院派往计算所协作比其他人晚一些,报到时计算所从西苑饭店搬到计算所新大楼已近尾声,我们并不知学习班的事,而是直接分配到工作单位。下为正文:

柳浦生和夫人邢月敏及子女

1958年初我和爱人邢月敏由国防部五院派往中科院计算所协作,有幸参与我国数字计算机创业阶段的工作,虽然只有两年左右,但对我们此后的一生却有莫大的影响。

报到时计算所从西苑饭店搬到中关村计算所新大楼已近尾声,各项工作已初步展开。邢被分到磁芯存储器组,我则分到外部设备组。外设组当时的组长是西安交大来协作的郑守琪(但不久他即离开,由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锡刚接替)。郑即分配我负责M-3(苏联型号,我国仿制改称103机)磁鼓小组的工作,其实小组也只是我和费廷和二人。计算机和磁鼓对我都是陌生的,好在103机是小型机,比较简单,加之当时“大跃进”开始了,大家的干劲都极高,边干边学也很快基本掌握了。在当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想影响下,103机也要在“八一建军节”“献礼”。这在短短几个月内根本做不到,但又不能不做。为此副组长张梓昌先生(103机的实际负责人)提出以完成“正确性”调整来“献礼”,以后再解决“可靠性”问题。“八一”前夕算了一个短题总算献了礼。这时104机已由738厂生产并在计算所安装完,开始调机。外设组因主力人手不够就把我调到104机外设组,离开了103机。

1958 年8 月1 日,工程组在103 计算机前合影(秦鸿龄提供)。前排左起:柳浦生、王玉珊、张淑亚、张梓昌、莫根生、董占球、□□□;中排左二起:秦鸿龄、梅协英、居兆林、朱汉文、胡宗藻、舒诒庆、□□□;后排左起: 曲礼慧、钱凌雪、李祖熙、李世伟、□ □ □、□ □ □、□□□,(王行刚待辨认)。

104机的外部设备包括外存储器(磁鼓和磁带机)、输入输出设备(光电输入机和快速打印机)。设备由738厂生产,机械调试由机械组负责,组的负责人是姚锡珊、徐厥中,常与我们协作的有孙仲仟、张品贤、顾而旺等。我组则负责外部设备的控制电路及与机械设备联系的机电、磁电、光电转换电路。我组的人员(现在记得的)除组长刘锡刚和我外,有曾茂朝、陈长龄、叶公荫、杨天行、江雅珍、冯恭祜等。

调机开始时只分两班,每班工作12小时。我和江雅珍一班,从半夜12点到次日中午12点。因为生物钟打乱了,白天睡不着觉,靠吃安眠药催眠,但不久安眠药效果减弱就加量,加到三粒后所的医生沈家芬大夫就坚决不给加量了。如此一个月下来实在吃不消,找到刘锡刚才加人改成三班倒。

因为我新参加对电路的逻辑不熟,而其他人则学了几个月。江雅珍是新参加工作的,一下上不了手,但逻辑较熟,我俩就像“瞎子背瘸子”开始了调机直到我熟悉了逻辑。刘锡刚因为自已的单位(总参三部)还有任务,所以没参加调机,而且经常不在所内。组内除他之外我的资历和职称最高,因此104机外部设备调机的具体工作就由我领头了。

调机第一步是正确性调试。首先是调试控制电路能正确工作,一般碰到的问题多是虚焊点造成的,少量逻辑性问题也多是小问题,所以控制电路的正确性调试还比较顺利。下一步是调试与各设备联系的控制电路和读写电路,进行实际读写并保证其正确性。光电输入机、快速打印机及磁带机的调试都较快完成,但磁鼓的调试就困难多了。104机磁鼓的表面磁层不象103机的是电镀镍钴合金而是喷涂磁胶。而国产的磁胶及喷涂工艺都没过关,直到苏联专家巴甫里科夫从苏联带来磁胶并指导喷涂才解诀了这个难题。

另一个问题是磁头的安装调试,为保证磁层不被划伤又能有最好的读写效果,要求磁头与磁层间保持0.03mm的间隙。为此大家在安装磁头时都是兢兢业业极为小心,尽管如此还是划伤了几条磁道,幸亏设计时已考虑到此问题,增加了一些备份磁道,因此还无大碍。

正确性调试完成后用自捡电路(简单模拟整机工作状态)自捡时发现不够稳定。运控和内存部分也存在不稳定的问题,於是整机进入了可靠性调试阶段。为此,张效祥先生提出的主要措施是“脉冲标准化”,就是把运行的脉冲波形和幅度控制在一个标准范围内。此举极为有效,完成这项工作后,机器运行就很稳定了。以后的整机联调也就顺利多了。并於1959年“五一”前夕算出了“ 五一”节的天气预报。再经几个月的运行考验於当年向“国庆节”献了礼。

当时所内自行研制的大型电子管计算机(119机)也开始上马了。成立的外部设备组组长是万永熙先生。万先生是位电子老专家,但他此前在所内一直是负责器材供应工作,对外部设备还不熟悉,因此104机调完后就调我去当副组长。他对我说:在他熟悉工作之前组内工作要我多管些。我们组的工作:一是把逻辑组设计的逻辑图转化为电路图并据此设计出生产用的工艺图纸;二是机器生产出后调试好以交付使用。

但在电路图接近完成时,我的原单位(国防部五院二分院706所)为了院的研发工作,向738厂购买了其生产的第二台104机。为了该机的接收、安装、调试成立了工程组,调我回去任工程组长,这样我就离开了计算所。但和原104机组的一些同志至今仍有联系。(2009年5月27日周三上午01:47)

2009年柳浦生摄于天津(他属相为马) 徐庭桂摄

柳浦生同志逝世 广西日报 2010-02-24

  广西科学院原院长、党组成员柳浦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2月6日4时在南宁逝世,享年80岁。

  柳浦生同志,男,汉族,山东省福山人,1930年4月7日出生,1952年9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广西清华校友会悼念柳浦生

  广西清华校友会理事,原广西科学院院长柳浦生于2010年2月6日逝世,享年80岁。清华校友总会向广西清华校友会和柳浦生学长家属发出唁电,表示沉痛的哀悼。

柳浦生学长1930年4月7日出生,山东福山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长期从事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研发工作。曾任总参通信兵部电子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6年任国防部五院工程组长。1966年后在桂林无线电二厂、桂林无线电专用设备厂、桂林电子技术研究所、桂林电子公司任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1984年7月任广西科学院研究员、院长。1996年7月退休。曾获广西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2月6日逝世。

柳浦生学长一生坦荡、正直,热爱祖国,热爱清华,关心母校建设和发展。柳浦生学长热心校友工作,曾任广西清华校友会理事,为促进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做了大量工作,备受校友爱戴。我们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长而悲痛,但老学长热爱祖国、热爱清华的精神将永存!

回忆柳浦生同学 潘德恒(52届物理系校友)

我和柳浦生是三四年始终在一起的老朋友。除了学习外,我们还一起参加了1949年夏天到门头沟城子镇煤矿工人中做“工人教育工作”,其实应该说是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那次还有已故的郭国梁同学,三人一个小组,郭是预备党员,他当组长。

工人们工作条件极差,下到直不起腰的煤窑中,手脚并用,才能把煤一筐筐地背上来,艰苦得很。照明是用挂在柳条帽上的电石灯,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了。

当时还没有开展镇反运动,工人们还受着把头的剥削,也没有成立工会。我们的宣传对组织工会起了一点作用。

抗美援朝时,我和老柳参加了石景山区的宣传工作,也在一个组,具体是到秀府村。老柳多才多艺,自编自导自演了歌剧,女主角由胡祖帜老师的妹妹胡祖厚同学(子弟中学高中生)担任。

   在清华的四年里,参加这些运动,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使我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里,不管遇到什么艰辛挫折,磨难困惑,信念始终不变,知道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国家和人民。

东风基地戴维镛回忆:

苏联专家撤走后,基地准备配备104 电子计算机,派人到738 厂学习。1964 年,戴维镛奉命到五院学习,张梓昌、陈方桢、黄玉珩、柳浦生讲课和指导。张梓昌是名家,黄玉珩理论过硬,逻辑思维很强,处理障碍的能力高超,遇到信号混乱时,马上就能分析出问题所在;陈方桢,1949 年自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专业基础深厚,曾在通信工程学院任教;柳浦生参加过103 计算机研制,实际经验也非常丰富,戴维镛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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