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201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颁发奖励证书。

曾任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及国防工业办公室副秘书长的刘柏罗在关于核武器的回忆中，记述了有关计算机的经历。1960 年，邓稼先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为主攻方向。

理论部亟待搞清核裂变内部的物理图像和核聚变的物理规律及有关原材料的数理特性，大容量、多位数、高速的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发达国家已有每秒运算百万次的计算机。邓稼先带领一批年轻人，分三组突击，四台手摇计算机，一日三班倒，进行大量计算。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点火，历时一年的“九次运算”奠定了理论设计的基础，计算稿纸和上机用过的穿孔纸带，装在麻袋里，堆满了整个屋子。

他自己还要搞一些粗估，这是当时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不拘泥具体精确的数字，而是综合各种条件，从理论上估计一个幅度。夫人许鹿希问他：“这种难题，你没有去上过计算机，怎么能够否定别人的计算结果呢？”他回答：“我在这张纸上粗估了一个范围，他们用计算机弄的，不能超出这个框框。”

 核科学家邓稼先

当年使用的就是这种手摇计算机

1961 年10 月，聂荣臻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到核工业一线考察，当时面临大量课题急需解决，使用手摇计算机和104 电子管计算机，日夜不停地计算，演算一个项目要一个多月，核科学家要求配备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的愿望更加强烈。

刘柏罗找到计算所所长阎沛霖，他们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就很熟悉，阎所长次日就安排了计算机科学家和九院理论部的邓稼先、黄祖洽等进行试探性交底会谈，提出了研发计算机所需的具体技术要求，高性能计算机的指标就此明确。原子能和计算机科学家早在物理所就是紧密往来的同事，中科院计算所筹建时，邓稼先直接参与了协调工作，大家都是熟人，协作十分顺畅。

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那种困难时期，九院的领导李觉、朱光亚和理论部得到了这两台先进电子计算机，真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1964 年9 月，核科学家于敏带队到上海使用华东计算所的J-501 机进行计算和数值模拟结果的理论分析，开动脑筋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快速计算能力，反复论证。经过近三个月的持续努力，终于找到了造成自持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所在，产生了新的设想。一束光亮指点着可能通向氢弹的研制捷径，让人豪情激昂，参加这工作的每一个人都难以忘怀。已经是年末了，于敏给邓稼先打电话说，我们几人打了一只“松鼠”。他又解释说，“松鼠”结构特别，要进一步解剖研究，留做标本，可是人手不够。第二天，邓稼先就急不可耐地带人飞过来看“松鼠”了。

在上海，邓稼先他们紧张连轴工作，晚上在机房地板上和衣而卧，有时通宵不眠。科学家知道这是关键时候，面对难关不要命地拼搏，这就是后来总结的“两弹一星”精神。于敏等人在J-501 计算机上取得了“1100”任务的实现，设计出的核装置威力不小于百万吨TNT 炸药。经过彭恒武、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反复论证终于突破了氢弹难关以及目标可行性方案的设想。

1966 年12 月28 日12 时，氢弹装置爆炸试验成功。1967 年6 月17 日，百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成功进行，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究工作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

119 机服务过的课题还有原子能、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三维定常问题，天气预报北半球的涡度方程式问题，电力、石油、水坝应力计算等等，顺利完成以前难以计算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计算所还为通信兵部研制5台717 型计算机，装备了地面测控站，在早期卫星发射、卫星回收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二机部（核工业）提供的最后一台通用机是757 大型向量计算机，每秒向量运算速度为1000 万次，1983 年通过了由国务院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领导小组鉴定，1985 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64 年10 月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进入核试验区爆心上空的现场指挥人员，左起：阮化冰、张蕴钰、刘柏罗、刘西尧、张爱萍（总指挥）、毕庆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