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之后，国务院发出要建立应急信息系统的决定，大中城市先先后后开始部署。应急系统当然离不开电信部门，但有的城市机构管理者就特意撇开电信，不叫他们参加工程筹备和讨论。原因大概是不想把这块可观的工程费用投到电信领域去增值，他们知道电信设备谁都可以买到，而且还可以“二包”，“三包”施工，他们自己都有或明或暗的工程设计及施工单位。

作为行业协会的秘书长，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工程规划，就问相关的技术负责人，为什么没有电信参加，他先说我们这儿有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生，有他们参加。我作为资深的通信技术人员，告诉他北邮的学生干不了这个活，这里不光是技术，还有多年的通信工程建设和运营服务的经验，这些东西书本上是没有的，北邮也没有这些教学内容。追问之下，这位跟我还不错的负责人只好实话实说，某领导特别指示不要告之电信部门参与。那时地震、非典和其他事故时有发生，我压下内心100万分的愤怒，跟他很和缓地明讲如果这种安排不改变，我就要向国务院举报。当时因为非典的原因，上头严令要公开透明，何况大家还记得一位市长都辞职了（记忆中上海市是将应急工程任务交上海电信主持）。

非典时，相关工作强调开放透明，这是作者收藏的2003年6月3日的《北京晚报》，那一天，北京非典实现“三个零”。

后来不得不专门把北京的电信所属的各类设计、科研、工程、通信、服务部门将近30个单位找来开了一次座谈会，参与名单也让我列出了一批，他们对这个应急方案提出了很多意见，这个负责人也对我说大有收获，解决了很多问题。

通信工程和通信服务与电子技术和设备当然是有差别的，可以说隔行如隔山。比如在方案里边写到了群发通知的批处理，下属单位分成几类，每类遇到不同等级的事件的时候，可以把不同的通知一瞬间都发送给预案中的部门。那年头此功能是新事物，设计人很得意地介绍，反复讲述其模块的先进性。但是他不知道对通信网来说重要通信必须要有应答，就连计算机主机和外设也有互动信号，或叫“握手信号”。你把通知发出去了，对方是不是收到？是不是确认？如果你通知派车去接工程抢险队，而运输部门并没有看到通知和实施，那么工程抢险人员肯定不能按时到达现场。这次各省的医院前往湖北支援，就有一个协调与接待，总不能等援鄂医护队伍到了汉口机场再联系用车和宾馆吧？听说武汉就新成立了一个高级别的省市医院医护队伍的协调接待组，全面负责所有事务。

民航航班时有延误，乘客要在当地过夜时，就发生过在机场等汽车、半夜到了宾馆又等前台调配客房，等候三四个小时，进入房间休息了，前台又通知准备好的夜餐面条送到，大家下楼用餐。这种情况，许多常出差的人都有机会遭遇。

而应急方案的设计者居然告诉我说，下属应急单位按照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保障通信畅通，不可能收不到通知？！我告诉他地方行政部门的值班人和在军舰上不同战位的值守战士是不一样的，他们总要出去喝水、用餐、上卫生间，或者是小孩儿放学过来了。刚好这个时刻你的通知发下去了，他根本就没见到。这一类场景在很多电影导演手里都作为影片矛盾、冲突展开的素材。

因此，应急系统在进入等级防护时，应当启动点名程序，然后也要有解除通知，这点大家都明白，不会发生《集结号》电影中，作战连队收不到撤退号音的情况，当然“退出”功能也不是应急系统可有可无的小事。

应急通信系统不光能够呼叫下属单位，还应该具有二次呼叫的功能。对不搞通信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清楚用户线和中继线的区别，当用户把电话摘下来去找人，一时半会回不来的时候，主叫方只能干等，就是嗓子喊也没用。可是长途台话务员就有一个功能，能在你摘机通话时继续振铃。

在电影中有时能听说“红机子电话”，是直通中南海的专用电话，很神秘吧？但是，人们并不知道无论有事没事，定时也要沟通一次点名，知道为什么吗？

最早的系统方案里面居然没有文字传送，这时汉字寻呼机已经在全国普遍使用，手机短信息也用上来了。我告诉负责人应急现场周围的环境会比较复杂，说话有时候根本听不清楚，领导的重要指示都必须要有文字才能准确的执行命令，并要有记录以待总结核查。该负责人悄悄告诉我说，预定的这个承担单位，他们的装备没有文字传输功能，所以方案里就没有设置这一功能。我对他说至少你的规划要完整，施工可以分期实施，你的规划制定不应受领导“意图”的局限。这不但是展现设计水平，也是一种责任。当年，上边和媒体都开始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了。

那时，领导关心的是无线应急通讯的传输覆盖和大屏幕的图像显示壮观，现在就连深山中的孩子与老人都熟知手机应用，越洋电话也不稀奇。但是对一个大城市的应急系统来说，各种可能的与不可能的事件都会随时发生，例如在这个应急系统终于完工开始运行，领导前来视察（电视也报道了）的时候，恰好就赶上一个位于长安街边知名百货商场的职工食堂烟道着火，领导当时一目了然，觉得应急系统真的发挥了作用。

电子技术的应用使传统的交通工程、机械智能化提升了功能，但是如果设计师不理解人和系统与新技术的关系也会闹出笑话。

有一次在北京地铁，我恰好遇到高峰时期一个车厢关不上门，列车不能启动出站。这时，司机到站台上观望，恰好车厢的门又关上了，地铁列车就开始启动运行。司机是位小伙子，动作十分灵活，赶快扭头跑进了驾驶室。万一他动作慢了一步，造成列车没有司机启动出站，就会发生严重事故。

这个列车控制系统设计就有重大欠缺，司机的开车命令应该是“点控制”，在发出开车信号时，如果车门没有关闭，开车命令就失效了。即使车门关上了，司机也要重新发出启动命令才能开车。地铁已经有了30多年的运行历史，这种情况老司机都明白，可能这位设计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是博士，他并不了解特殊情况下的运行，只是简单的把两个开关串联起来，以为就可以交差了。

美国的计算机设计不光是逻辑电路和电子电路，还非常注意设计规范，就连程序如操作系统都有一大厚本的设计规范，还有许多细则，当做传家宝和机密。回顾中国计算机创业历史，我们也有许多经验和创造，但是由于没有重视设计理念和规范，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成为“狗熊掰棒子”，往往要在本单位的范围中才能传承。或者说，论文与毕业设计是一回事，设计报告又是一回事。就连中国第一台103电子计算机的非常精致全面的调机总结报告，都没有保留下来。这和我们多年中重机器，轻规范的作法分不开，也是为什么所有的老机器都被丢弃的一种观念和领导意识。

系统设计不光是技术，还要有应用环境和各种可能性的推敲，要把多年的运营经验总结下来，纳入系统设计之中。有的地铁事故就源自信息系统的设计失误，造成整体调度失灵，要知道往往出事的时候，发生的都是想不到的出错。

在这次武汉疫情防控中，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在服务延伸到社区，一个居委会面对几千上万名居民的调查、协调、服务和沟通还显得时有不足，随着社会进步与各类灾害的发生，数字技术的功能总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通过各种各样的防御和灾害防控，才能使信息系统完善起来，并增加应对和适应能力。

在此向一线医护人员和日夜坚守在电信机房、线路、以及网络和信息枢纽的各单位人员，以及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研究规划设计人员，表示我的敬意！

北京电报大楼，五层红框的窗户，1967年8月，安装了中国电信第一台日夜运行的晶体管441-B电子计算机，1969年9月报道。这台计算机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研制和生产组装的，可惜至今没有发现生产、安装和运行的一张照片，只能让大家看看大楼与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