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大学单板机的故事
2020-01-09 1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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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初,我校开发了TP80系列单板机,我有幸参与这一工作,这是一段很值得欣慰的事,根据回忆写成此文。为什么叫故事,因为只是将我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断,做个速写,说不上系统,更谈不上完整,可能还有记错的地方。抛砖引玉,请当年参加此事业的同志们写更丰富多采的回忆录。

改革开放艰苦创业

十一层三中全会闭幕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高等学校。当时任我校主管教学科研的常务副校长樊恭休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组织学校科技力量,开展对外技术服务和技术合作,为学校创收以补充教育事业经费,促进教学科研工作。”(北京工业大学校志434 页) 樊校长不仅说了还亲自抓了。

香港有个汪氏三兄弟 (汪长禹、汪长风、汪长虹 ), 他们看到世界上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应用广泛,而国内还刚起步。很想把国外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引进到国内来,但苦于没有好的合作伙伴。正好樊校长的侄女认识他们,就介绍给樊校长。1979年底,汪长禹来京进行计算机展销,樊校长派科研生产处李世伟科长和他联系,商量合作事宜。何筱筱并帮助他布置展台和讲解.他很满意,临走送了一台美国 SD公司生产的 Z—80单板机给我校。科研处把单板机交给自动化系吴定荣老师研究,他不但修好它的毛病,而且和系里老师对它的构造和性能进行了研究。单板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计算机的 CPU、存储器、显示器、输出输入接口、按键等全有,而且裸露在一块板上。进行教学,直观易懂,还可以让学生动手。同时它还可以做为控制器,控制仪器设备,对自动化的研究大有好处。自动化系老师们表态:如果能进口另件,他们不仅能装出整机,还可以改进。

党委书记兼校长徐伟同志和樊校长很支持也很重视他们的建议,樊校长立即抽调科研生产处李世伟、何筱筱和我组成外经办。他们并带领我们找市里有关部门解决外汇和外贸渠道问题。1980年10月15至17日李世伟利用去香港买计算机的机会,和汪长禹研究了合作开发单板机的事。

樊校长让自动化系龚为挺主任领导微型机研究室重点开发单板机,研究室有以徐家栋、侯伯文、吴定荣为骨干的精兵强将。1980年11月从电达公司购进二十套SD—Z-80单板机的散件,研究室很快组装好进行试用,发现它有许多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方案。1980年底和电达公司刘麟(北大物理系毕业,刘海粟之子,当时在电达工作)研究了方案,由电达公司负责线路板的设计制作,研究室负责编制管理程序,进行组装调试。双方及时沟通协调。

当时还没有编软件的工具,全靠手工从源程序编起,非常繁琐,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心。研究室的老师们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工作。1981年3月,硬件、软件全调试成功,新的、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板机诞生了,起名为TP—801。( T )是电达公司 Teltec的字头, ( P )是北工大英文缩写BPU的中间字头,( 80 )代表用Z—80中央处理器,( 1 )代表第一代。这个商标不仅国内有名气,国外也小有名气,有一次我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科学院从日本进口的一台单板机,竟然冒用我们的商标。TP—801比美国SD公司的单板机大为改进,内存由2K增为4K,后来增为8K;使用双功能键,功能命令由8个增至19个;管理程序纠正了原单板机的缺点,完全是我们自主开发的,不用交软件专利费,大大降低了成本。

TP801研制成功,大大鼓舞了京泰公司(北京驻港外贸机构)、电达公司和我校合作的积极性,共同商定:京泰负责外经渠道,当时我们派人去香港,办进出口货物手续,通过他们就特别方便,后来还通过他们担保,可以从香港银行融资。电达公司负责供应另件、工辅料,负责外销,并接待北工大技术人员去香港共同开发。北工大负责技术开发、生产、国内销售。还商定了财务和利益分配问题。

为了生产,学校决定把无线电系的电子厂( 当时生产稳压电源,有40 多工人 )收归学校,转产单板机。1981年3到6月,在厂长董爱芝组织下,用短短的时间调整了工序,熟悉了工艺,生产出了400台单板机,一半用于校内教学科研,一半销出。

在此基础上,研究室派教师去香港考查、研制,扩大单板机的功能,内存增至8K,并为单板机配置了打印机、绘图仪、PS电源和各种教学、科研用的扩展板。电达和我校还带着TP系列产品参加了新加坡国际电脑技术展览和香港第一届国际电脑技术展览。此后每年一次的香港国际电脑技术展览会,我们都去参展。

1981年下半年和1982年大大扩大了生产和进口,当时我国外贸系统服务还刚开展,交通也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困难是很多的。记得有一次我去广州,正好有一批进口另件要转运。货物先由香港用火车运到广州,再送民航运北京。李世伟、何筱筱和我到火车站提货,由于是进口货,要到北京才能出关。我们三人在海关人员监管下,把几大箱货搬到一个大排字车上,拉着穿过几条马路送到民航运输站,再搬下来托运,海关人员一直跟着。然后再把排子车送回车站。由于当时香港、北京没有通航,车站也没有可委托的机构,每次进口,何筱筱他们都是这样做的。这在今天,可说难以想像。

1982年全年,国内销售了TP801单板机2030台,香港销售730台;小打印机,国内销1731台,香港销673台;PS—1电源,国内销993台,香港销40台。电子厂产值达1079.2万元,销售额1031万元,利润513.6万元,上缴学校271.6万元。当时单板机的订价是比照国外单板机进口价,而且比它便宜。但从电子厂的利润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高附加值产品。我们用的外汇是北京分行投资公司拨的,除了按汇价归还人民币外,每一美元还平均交一元人民币的利润。

电子厂上缴的利润,补充了教学经费,如1982年学校进口的IBM4381计算机,外汇额度60万美元是市里批的,但人民币是学校从电子厂利润中出的。学校实行管理改革,岗位津贴也是从这里出的,没有这个物质基础,改革是困难的。应该说,单板机的开发初步实现了樊校长的理想。

开发创新 打开局面

TP—801研制成功,只是一个开端,要打开单板机广泛应用的局面,还得开发创新。

研究室的老师参考国外单板机,又开发了TP803, TP805,TP86A等型号的主机,提高了单板机的性能,如可以使用BASIC语言。编程序就方便多了。还引进日本的微型打印机,配上我们自编程序,使它不仅能打数码和英文字母,还可以打少量汉字,就像现在超市打的发票,今天这巳是司空见惯,当时还是首创。还引进了XY小型绘图仪,配上我们编的接口软件,就可以用单板机绘图。还为单板机配上专用电源。这就大大扩展和提高了单板机的功能。

为了扩展单板机在教学中的作用,我们在校内试用的基础上,编出了许多实验指导书。还引进了“面包板”,这是白色的塑料板,上面有许多小孔,可以把电子元件和导线插在里面,搭成各种线路,用完后可拔出再用。不用像过去要焊成固定的电路板,只能用一次。这就大大增加了学生动手的机会,而且也方便于研制开发。

电子厂还生产了各种教学、科研用的扩展板。

当时计算机还很新鲜,不像现在小学生也会用计算机玩游戏、做作业。单板机也不像电视机,写个说明书,买回去就会用。因此开展了用户培训,每台单板机免费培训两个人,到1983年巳培训三千多人。为此还编写了技术资料和实用教材,到1983年巳出版十七种、二百多万字,发行十余万册。学校还请熟悉单板机的各专业老师,每周安排两个半天接待各行各业的用户,进行技术咨询。

为了把单板机技术推向全国,还办了“大蓬车”。研究室和电子厂供销人员设计了一套展板,通俗地、形象地介绍单板机,带着它到各地展出,象马戏团一样,大家戏称“大蓬车”。记得我参加过去昆明的展出,展板、展品包装、托运、取货、装展全是自己动手。没想到当时还比较偏僻的昆明,来了那么多人参观。老师们不停地讲解,口干舌燥,到晚上还有人找上门来。在昆明附近的我海军鱼雷试验基地的领导,热情地、坚决的要我们去基地展出,并和他们的技术人员座谈,因为单板机太新鲜也太实用了。

为了便于交流信息和技术,还编印《TP80通讯》,免费发给用户。后来应用户要求,成立了“用户协会”每年开会交流经验,参加单位越来越多,最多时上千户。

        今天的企业没有不知道要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要十分重视售后服务,但是当时这种观念还是很新鲜的。我们就是通过实践悟出了这个道理,形成了引进吸收、开发创新、研制生产、推广应用、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的一条龙机制,打开了单板机的局面。

北工大1960年建校时的两座楼宇

三点一线 开创未来

我校单板机的开发引起电子行业的注视,有些企业提出:高等学校搞这样大规模生产,岂不是不务正业,他们研制后应转产给工厂。同时,他们那来外汇,有没有问题?电子部领导很慎重,多次到我校调研。认为高校发挥人才优势,引进开发先进技术是必要的。1983年,计算机工业管理局正式下文,将电子厂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并和我校共同建立了微型计算机研究开发应用中心。1984年暑假,电子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全国首届少年计算机夏令营,由我校提供TP805计算机和指导老师。夏令营由当时电子部部长江泽民主持,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王震参加。江泽民部长还在向陈云同志汇报国内计算机发展情况时把我校单板机和小打印机送给他看。

单板机经过我校和广大用户的开发,成为改造我国传统工业的重要技术手段。1987年,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同志在沈阳主持“传统工业技术改造会议”,李世伟带领22位我校教师、技术人员参加会议,展示单板机的开发成果,受到领导和企业的重视。在香港,新华社科技部也多次发简报介绍我校单板机的开发情况,呼吁政府重视。

1983年6月,市政府批准李世伟做为我校常驻京泰公司代表,他可以较方便的出入香港,但我们的技术人员去香港还要一事一批。经过调研,李世伟和京泰公司领导都认为在香港注册独立的公司更为有利。1984年4月,京泰公司和北工大合资注册了广元电子有限公司,常驻人员增加到三人,李世伟和何筱筱先后任总经理,成为北工大在香港的窗口。这时我们在京泰公司担保下可由香港银行借贷外汇,可以在香港市场和国外市场采购另件和仪器设备,货比三家、价廉物美,不受中间商的限制。同时还开展了香港和国外的销售。

香港窗口有很大便利,但技术人员去港研制仍有很多限制,不但一事一批,手续繁琐,在港花费还很大。当时蛇口正在开发,1984年春天,我和李世伟去蛇口调研。现在由广州到蛇口,走高速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时正在修路,过江还要排队坐轮渡,整走了一天。一到蛇口就看到一个大牌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里和香港一水之隔,气垫船一小时一班;对香港有微波电话,拨号就通,而向内地打长途电话,却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正好有位校友,他的父亲是蛇口特区的领导干部,在他陪同下,我们参观了蛇口,并和管委会联系,我们决定在这里设一个点,这就是后来的“广华电子有限公司”。开始常驻技术人员进行开发研究,从香港要资料、要器材非常方便,和学校联系也很方便。后来发展为出口产品的生产基地,和外商联系的窗口。

电子厂(后来改组为公达公司)、广华公司、广元公司,三点一线,形成了产学研、技工贸相结合的格局。为北工大校办产业走出了一条新路。这在今天巳不足为奇,但在八十年代初期,不能不说是创新。

王浒, 研究员,1928年生于兰州,1946年入清华大学学习,毕业于清华大学,1978年9月调入北京工业大学任科研生产处副处长,1979年10月任处长;1980年11月任副校长,1992年5月离休,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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